郭沫若等人最初建議發掘明長陵,為何後來變成了明定陵?

1956年——1957年,中國考古工作者對明定陵進行了發掘。

明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鈞(萬曆皇帝)和他兩個皇後(孝端顯皇後、孝靖皇後)的陵墓,位於昌平區大峪山下,占地約18萬平方米。在為期一年多的發掘中,考古工作者從明定陵裏出土了3000多件各類器物,涵蓋金器、銀器、玉器、珠寶、金冠、鳳冠、兗服、冕旒、百子衣等多個種類。1959年9月30日,國家在明定陵原址上設立了博物館,即定陵博物館,由曆史學家郭沫若題寫館名。

由於當時的技術限製,這次發掘中出土的文物,沒有得到完整、完好的保護,因此國家禁止對帝王陵墓進行主動發掘。發掘明定陵,便成為中國第一次,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對帝王陵墓進行有計劃發掘。

鮮有人知的是,最初考古工作者發掘的目標,並非明定陵,而是明長陵。

明長陵是明成祖朱棣和仁孝皇後的陵墓,位於昌平區天壽山主峰南麓,占地約12萬平方米,屬於明十三陵之首(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位於南京市玄武區紫金山南麓)。

那麽,考古工作者為什麽想著要發掘明長陵呢?

這與曆史學家吳晗、郭沫若等人有很大關係。

吳晗是中國著名曆史學家。早在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後,吳晗就在恩師胡適的建議下,專門研究明史,寫下了40多篇研究明史的文章,在史學界聲名鵲起。從清華大學畢業後,吳晗又留校授課,給學生們講明史。此後,吳晗終生研究明史,成為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。吳晗所撰寫的《朱元璋傳》,在史學界發生過重大的影響。

1955年,為了更好研究明史,吳晗產生了發掘明十三陵的想法,這個想法與郭沫若等人不謀而合。於是,當年10月4日,吳晗與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鄧拓、範文瀾、張蘇一起聯名打了一份《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》,請求對明長陵進行發掘。5天後,《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》被批準。

當年12月,吳晗、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鄧拓、範文瀾、張蘇這6位文化界人士,與夏鼐、鄭振鐸、王昆侖組成了長陵發掘委員會,下設考古發掘工作隊,由北京大學曆史學係考古學專業畢業的趙其昌擔任隊長。

長陵發掘委員會的成員,每一個都是曆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。吳晗和郭沫若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,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,範文瀾是《中國通史簡編》的作者,張蘇是文化界人士,夏鼐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,鄭振鐸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,王昆侖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生。

12月31日,趙其昌率領考古發掘工作隊帶著各種考古工具來到明長陵進行勘探。這是一次有計劃、有組織的考古發掘,不能像當年孫殿英盜掘清東陵那樣,采取炸藥野蠻發掘的辦法,必須嚴格地按照考古發掘的程序來。然而,這畢竟是中國第一次發掘皇帝陵墓,考古發掘隊員們缺乏足夠的經驗,他們在明長陵的寶城、寶頂上勘探了很久,竟然找不到一絲頭緒。

第二年春天,眼看時間一天天過去,明長陵的考古發掘行動卻毫無進展,長陵發掘委員會決定,明長陵規模太大,不如先發掘一個較小的皇帝陵墓。於是,考古發掘工作隊選擇了明獻陵。

明獻陵是明仁宗朱高熾和誠孝昭皇後的陵墓。朱高熾比較節儉,臨死時口授遺詔:“朕既臨禦日淺,恩澤未浹於民,不忍重勞,山陵製度務從儉約。”因而明獻陵的規模很小,占地麵積隻有約4.2萬平方米。此外,明獻陵離明長陵較近,方便考古發掘工作隊迅速轉移陣地。

可是,考古發掘工作隊在明獻陵轉悠了十幾天,依然一無所獲。

長陵發掘委員會隨即將發掘目標轉向明定陵。他們認為,明定陵營建的年代較晚,地麵建築保存比較完整,有利於將來的修複工作。就這樣,考古發掘工作隊再次轉戰於明定陵。

考古發掘工作隊在明定陵勘探了幾天後,一次偶然的發現,改變了明定陵的命運——這天,趙其昌與隊員打算在寶城城牆邊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休息時,無意中在城牆上發現了一個直徑約半米的圓洞。經過長陵發掘委員會實地查證,確定了這個圓洞是地宮入口。

明定陵就取代了明長陵,成為中國第一次有計劃發掘的帝王陵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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